随着中小学陆续放寒假，各种课外培训班又火了起来，这一现象也成为地方两会关注的话题。课外补习虽不是新现象，但日渐走高的补课费用，让很多家庭“不得不补”而又“苦不堪言”。应该如何缓解家长的焦虑？怎样规范课外补习市场存在的乱象？代表委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补习“竞争”不断下移 补课费用直追住房按揭

1月26日是上海市中小学生放寒假的日子，但很多学生发现自己的假期并不轻松，几乎被培训班课程排满了：一三五奥数，二四六英语……网络上流传的段子“上一秒母慈子孝、下一秒鸡飞狗跳”，折射出了这种教育焦虑症。

要缓解焦虑，就得课外“补补补”。所谓“学校减负、家长增负，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公办学校减负、社会培训机构增负”，课外补习热正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覆盖面不断扩大。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70％左右。民进上海市委的一份提案显示，通过对部分上海中小学家长的问卷调查，发现有84％的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其中87％的孩子有数学辅导，69％的孩子有英语辅导……

“竞争”线不断下移。上海市人大代表吴坚说，为了上“名校”，很多家长焦虑不堪，给孩子提前补习，补习的阶段从初中升高中，降低到小学升初中甚至幼儿园升小学。

补课费用逐渐走高。“课外补习往往收费不菲，我身边的一些80后白领夫妻，每月住房按揭还不到一万元，但孩子的补课费已经快赶上这个水平，这大大加重了家庭负担。”吴坚说。

民革广东省委在一份提案中表示，上补习班拼的不仅是学生和家长的体力心力，更是家庭的实力。一些家庭相对困难的学生，被挡在补习班外，在和其他学生竞争时处于不利位置，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从“补习”到“超前教学” 规范培训市场呼声高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课外补习？应该说，其存在是基于巨大的市场需求。

“补课不是绝对的不好，关键是要去除盲目性和功利性。补课有科学文化类的也有艺术类的，在孩子有兴趣的情况下，可以基于全面发展的需要开展学有余力的补课。”上海市人大代表、大宁国际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徐晓唯表示。

民革广东省委在提案中指出，课外培训本来的定义是“补习”，但现今培训机构早已经超越了“补习”的概念。“初中学高中课程、小学读初中课程、学龄前认字过百”——这样的超前教学，成为不少培训机构的常态。“超前教学通过 提前教、超纲教、变相押题 等手段，短期内快速提高学生成绩的同时，违背了教育规律，也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安徽省人大代表、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校长张红认为，培训机构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开展的过度、过量的课外补习，既加剧了学生对于课外负担重的“迷茫症”，也助长了家长盲目择校的“焦虑症”。

代表委员们还认为，随着信息获取与交互越来越便利，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通过育儿论坛、微信群等渠道，进一步放大了群体焦虑。“部分培训机构借助自媒体夸大宣传，一些户外大广告牌也不断占据家长眼球，形成视觉冲击，这些现象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徐晓唯说。

打击违规办学 探索“负面清单”

针对课外培训市场的乱象，部分地方已出手整顿。去年下半年，上海市教育、工商等部门摸排发现，全市“无证无照”的教育培训机构有1300余家，部分已进入关停阶段。其后，上海又针对民办培训机构出台“一标准两办法”，明确规定“严禁拔高教学要求、严禁加快教学进度、严禁增加教学难度”，倡导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

近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提出，2018年要出台促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意见，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教授李颖洁表示，现阶段对课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主要是从事前许可、广告宣传等方面加强规范，查处取缔无证无照非法办学的单位和个人，接下来还应对培训机构的招生简章、开设课程、选用教材等实行备案制，加强监管“这口气”不能松。

民革广东省委的提案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培训机构是以文化咨询公司等名义注册的，教育部门监管起来难度大。对此，地方政府要统筹协调工商、文化、教育、人社等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合力监管。

针对孩子“减负”后多出来的时间和精力，民进上海市委认为，可以在学校增加一些活动课，并设置活动课专职教师的岗位，在办学经费、师资等方面予以倾斜。同时，加大校外活动机构,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建设，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