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大承恩寺碑记”石碑拓片 李富平摄

遥观古寺 全媒体记者王虎摄

仲秋刚过，驱车路过茨河镇，不由得惦念起了大山环抱中的承恩寺。据文献记载，谷城县承恩寺始建至今“兴废不恒”，先后有5次得名。与钟楼相对的鼓楼不见踪影，寺庙最重要的大雄宝殿早已毁坏殆尽。历史总有太多的遗憾让人扼腕长叹，很多史迹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有些犹可追索，比如关于为古寺正名的事。让我们在历史遗留的只言片语间，去梳理有关古寺大名的线索。

“大承恩寺”中的“大”字意味着正大威严

古寺现存的玉碣碑，镌立于大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在明朝首任襄阳王朱瞻墡撰立的“敕赐大承恩寺碑记”铭文中，明确古寺为皇帝敕赐的“大承恩寺”，此文详细记述了古寺的前世今生。它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年-618年），初名“宝岩寺”，唐广德年间重修，更名“广德宝岩禅寺”，元末颓圮。明永乐年间，该寺得以兴复，一仿皇都庆寿寺之制，是规格甚高的皇家寺院。天顺元年（1457年），襄宪王朱瞻墡请英宗朱祁镇（夺门之变后重新登基），将五朵山赐为自己的寿藏。英宗感念皇叔在自己落难时仍忠贞护主，特拨巨款重修古寺，并将五朵山更名为“永安山”，古寺更名为“大承恩寺”。

皇家寺院制式森严，“大承恩寺”中的“大”字意味着正大威严，绝非信手涂抹。在玉碣碑背面的“题大承恩寺钟碑阴”一文中，亦明确：旧之额不足于华其称，仍请于朝，英宗皇帝适重其德，敕赐额曰“大承恩”。

襄宪王以其淡泊守正的大智慧，保全了后世子孙共八代襄阳王的荣华。大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第六代襄阳王朱厚颎再次重修古寺时，镌立了“重修大承恩寺碑记”，此碑现立于天王殿东墙外。

上述确凿可考的文献记载皆证明，古寺正名曰“大承恩寺”，与古都西安的“大雁塔”“大慈恩寺”中的“大”字异曲同工，皆彰显皇家庄严，一个“大”字将它们与普通寺院区分开来，泾渭分明，不可或缺。

古寺现今名称的由来

如果仅从字面考证还不够确信的话，我们再来搜索相关的佐证。据清代释膺巢大和尚编撰的《承恩寺缘起碑板录》记载，南京三山街的东北侧也曾有一座承恩寺，由明代太监王瑾生前的宅邸改建而成，并由明代宗（即景帝朱祁钰）敕赐“承恩禅寺”额。利玛窦曾在此暂住，明太祖朱元璋住过的吴王府就在此承恩寺旁。1900年，南京承恩寺在一场大火中被毁，仅有地下建筑遗存保留下来。

像王瑾这样生前择地建寺，以“祝延对寿、祈福苍生”为名，得到皇帝赐额及护敕的做法，在明代南京地区的宦官中屡见不鲜。

稍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明英宗朱祁镇和代宗朱祁钰本为兄弟，土木堡之变后英宗北狩。然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当时的情势下，受命监国的郕王朱祁钰被于谦等大臣推上皇位，改元景泰。朱祁镇后来奇迹般被瓦剌人放回，却又被朱祁钰软禁于南宫整整七年，“夺门之变”后他再登皇位。

我们来理一理时间顺序，南京承恩寺建于景泰二年（1451年），此时英宗刚刚回朝，是没有任何话语权且被软禁的“太上皇”。英宗历经磨难重新登基后，在天顺元年翻阅宫中奏书，发现了皇叔朱瞻墡的两道奏疏，感动于朱瞻墡的忠贞之义，决定重修这座古寺，并敕“大承恩寺”匾额。由此可见，这个“大”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的。

20世纪50年代，在申报全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草率沿袭了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名称，以“承恩寺”之名列为省保单位。到本世纪初，古寺因有珍贵的万铜钟和正方形水陆崇圣殿等古建筑，向上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命名时却尴尬地发现，全国至少有五座“承恩寺”！于是被要求加上属地名称以示区分，自此，古寺在国保单位的名录中赫然成为“茨河承恩寺”。

时光的尘埃或许会覆盖一些真相，在所难免。余秋雨先生说，小时候，他的家乡有所医院，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养命医院”，听上去总觉得怪怪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为纪念明代最伟大的心学家、军事家王明阳先生，它本应为“阳明医院”。误会解开后，再看看之前无厘头般的滑稽，不禁哑然失笑，拍拍身上的尘土，道一句，溯源正其名——真相可能在岁月中被掩盖，但终究又在阳光的朗照下呈现出它本来的模样。

但愿襄阳一隅的这座文化厚重的千年古寺，早日正名为“大承恩寺”。如此，既可正本清源，又名至实归，善莫大焉！

作者：蒋琦

来源：襄阳晚报

责任编辑：翟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