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4日由新华社受权播发。（视觉中国 图）

2018年的一号文件，给40年后的“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开了一个好头。从经济上的资本人力双向流动，到社会政治上的打黑限权，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确权放活，到文化上的重视乡贤，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大核心难题，全都点到了。

没有前40年的改革发展，没有前20个一号文件在各个方面的不断探索推进，提出这样一个全面的蓝图是难以想象的。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在落地的时候，还是得抓住牛鼻子。我们认为，这个牛鼻子，就是土地权利与（村民）自治。

在土地问题上，很多媒体把重点放在了不能让城里人下乡盖大别墅和私人会所上。这是一个禁止性的条款，有很明确的针对性，但必须认清，土地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是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持续确权，是两个三权并置，通过深化维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基本打通了城乡之间人与资本的流动。宅基地使用权要适度放活，城里人本来就是这个使用权的购买方之一。很多媒体所突出的禁止性表述，只是在这个权利突破基础上的一个程度上的限制。

40年的改革开放，好啃的骨头都差不多已经啃完了，像这种土地权利的变革，就属于核心突破。它带动的，不仅仅是乡村振兴，更是整个国家土地意识的变化。土地问题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甚至是整体意识观念的。这一与中国持续革命纠结在一起的百年土地进程，到今天，进入了最后的改革阶段。在土地制度上，稳定与效率兼顾，城乡打通，中国肌体的深层淤塞，终于有望疏通至关重要的一个。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村民）自治则是土地问题之外的另一个牛鼻子。为什么？因为这不仅涉及作为国民的农民的政治权利，也涉及国家权力的谦抑与公正，还涉及乡村文化的恢复，乡民的精神主体性的培育。如果说，农村要强，要富，要美，没有农村居民在精神上的强大，没有国家权力的谦抑，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检验的标准与落地的途径，就是农民自治的成效究竟有多大。

从传统的宗族到乡约，从梁启超到梁漱溟、晏阳初等的乡建运动，自治不仅一直是这个国家基层运转的主流理想。人性中好的一面，里仁为美所蕴含的仁的底色与义之正路，亟须在农村恢复、蓄养和光大。这当然需要法治的护佑，也需要自组织化的乡贤会，需要在对接国家财政与政策资源时，用技术化的方法保证权力得到监督和规范。

与土地权利的突破所改变的将是国家的土地意识一样，农村自治的成功，也将影响国家的自治机制与权力运转的逻辑与意识。像40年前农民所冒险坚持而后得到中央肯定的土地承包制一样，希望这一次的农村改革，为中国的整体改革，点燃一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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