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这么容易被渗透吗

《风筝》的男一号是由柳云龙饰演的郑耀先——一名受党委派打入军统内部秘密潜伏十多年、代号“风筝”的卧底。在电视剧第一集中，郑耀先审讯打入军统但已经暴露的中共卧底曾墨怡——在这么小的一个场景里，就有两名成功打入军统的卧底，难道军统这么容易被渗透吗？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在目前已经披露的史料中，成功打入军统的卧底几乎没有！

（谍战剧《风筝》的海报）

戴笠能把军统迅速发展起来，后来居上，超越中统成为国民党最大的情报机构，说明他确实有一套过人之处。对于军统内部人员的监管，戴笠始终是高度重视的。

首先，在思想上进行严密的管制，利用各种途径灌输团体精神，强化思想控制。其次，在制度上，不但建立了督察室，有专人负责对内部人员进行督察监管，而且还有不公开身份和定期轮换的秘密督察，对内部监管极为严密。再次，在选用人员上，要害部门如机要、电讯、监察系统大都使用浙江江山籍同乡，不仅相互知根知底而且还沾亲带故，也在很大程度杜绝了被渗透的可能性。同时，戴笠也很重视军统人员的福利待遇，即便是在抗战时期，其他单位的军政人员普遍发打了折的“国难饷”，军统仍然是发全额薪水，而且不少军统人员还有公开单位的身份掩护，那么还会有公开身份的薪水，等于拥有双份收入。

戴笠深知“赏莫厚于间”的道理，行动有功人员都有奖赏，对于在行动中死伤的人员，也都有很优厚的抚恤，死者的家属会得到不菲的生活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生活费用也都由军统负担，甚至连违反军统“家规”而被处死的人员家属也能得到抚恤。正是通过这些措施，军统对内部人员的管控相当严密，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所以，在国共谍战真实的历史上，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卧底——比如闻名遐迩的“龙潭前三杰”和“龙潭后三杰”——打入的都不是军统，而是中统或其他部门。就算是军统中最著名的“张露萍七人小组”，张露萍本人也并没有打入军统，只是策反了原来的军统人员张蔚林等六人。

（在军统内部成立七人小组的领导者张露萍）

最危险的龙潭英豪

郑耀先的人物设定在1932年打入军统，但此时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还只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手下人员不满千人，而且工作重点是针对各地的地方军阀。30年代中共最主要的对手是中统（当时叫党务调查科），如果苏区保卫局要派郑耀先打入国民党情报部门也是去中统，而不会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复兴社特务处，这显然是《风筝》的一大硬伤。

剧中郑耀先是军统“八大金刚”中的老六，因为其诡计多端而被称为“鬼子六”，手下都尊称他六哥。但是军统只有“四大金刚”而没有“八大金刚”，而且“四大金刚”都是负责刺杀等秘密行动的行家。以郑耀先的情况来看，显然不太符合，他更接近于军统早期的“十人团”，即军统初创时期的十名骨干成员，这十人团的名单有多种说法，包括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黄雍、马策等人，这个级别更符合剧中为郑耀先所设计的情形。

另外，军统虽然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绝大部分人员都是军人，有编制、有军衔，但基本上都不穿军服，而是穿中山装。即便是穿军服的话，也不可能是小翻领戴领带的美式军服，因为这种美式军服国民党军队直到败退台湾之后的1959年才开始采用。

（《风筝》剧照，潜伏在军统的卧底“风筝”）

革命年代，受党的委派秘密打入敌方要害机关的卧底，其任务的危险程度远远超过在白区的地下党，他们不但要和敌手斗智斗勇，而且在很多时候，要看着同志在自己面前受刑甚至被杀害，还很有可能受到自己同志的追杀。这些都是极为残酷的煎熬，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内心，肯定无法胜任如此艰巨的任务，而他们这样的牺牲所换来的情报，自然也是极具价值的，对于革命事业贡献极大。

正因为如此，我党秘密战线的领导人周恩来就将这些出生入死的英雄比喻为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龙潭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和“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他们无疑是革命年代奋战在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而支撑他们能够在如此险恶的隐蔽战场上坚持下来的，正是对革命最坚定的信仰，《风筝》中也用了相当的笔墨来诠释郑耀先、陆汉卿、曾墨怡、程真儿这些的卧底对于信仰的坚持。

（龙潭前三杰，左起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龙潭后三杰，左起陈忠经、熊向晖、申健）

特别是当郑耀先的上线陆汉卿牺牲后，他的卧底身份就再没人可以证明，因为这样深入龙潭虎穴的卧底通常都是单线联系的。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管是面对战争年代自己人的无情追杀，还是解放后自己人的审查，按照严格的组织纪律，都只能守口如瓶。直到北京总部的领导到来后，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解放后还要潜伏

让很多观众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全国解放了，“风筝”的身份也已经被基本证实，但郑耀先却依然不能彻底洗白，还要继续潜伏。

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兼亲信幕僚，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少将新闻处处长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就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他是在傅作义系统内潜伏最深的中共中央情报部单线领导的卧底。解放后，阎又文继续奉命以“国民党起义将领”的身份随傅作义在农业部工作，而没有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甚至在1958年，他还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再一次公开加入中国共产党——既不是重新入党，也不是公开已有的党龄。这一切即使对家人也是保密的，以至于他的子女长期都以为自己是统战对象的后人。阎又文在1962年病逝后，农业部对他的悼词中，仍然没有披露他作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历史。直到1993年，阎又文的子女才找到当年单线与阎又文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王玉，以及中央情报部负责直接领导阎又文的罗青长主任，才得知父亲的真实身份。

（阎又文）

还有1936年入党的祁文山，曾任中共洛阳铁路地下党总支书记，1941年11月按照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进入日占区执行秘密潜伏任务，搜集军事情报。1949年解放时，祁文山和郑耀先一样，接到隐蔽身份、继续潜伏的任务，以配合公安部门抓捕国民党潜伏特务。于是，他又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身份被关进监狱，和国民党特务关押在一起，以套取情况，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反特任务完成后，祁文山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释放，仍然没有恢复身份，而是继续奉命潜伏，成为开新乡最繁华的新华街上的“前进体育用品社”的老板，以资本家的身份，从事特殊工作。此后，经历了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祁文山都没有公开其真实身份，还先后以资本家工商界人士担任了政协河南省宣教处处长等职。其间，他的家人被人视为“反革命特务家庭成员”与“大资本家子女”，经常会遭到群众的唾骂，但祁文山还是忍辱负重严守秘密。最后，由于“文革”，各地公检法系统几乎崩溃，很多机密被泄露。祁文山的共产党员身份，才在1968年被公开，从而结束了他的潜伏生涯。

（祁文山）

对于革命年代的地下斗争，很多人知道有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但是对于这些潜伏的卧底，周恩来还专门有过另外的十六字的评价——“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这十六个字，可以说就是郑耀先的原型阎又文、祁文山等人的真实写照。为了使命和职责，这些人将自己的荣辱甚至家人都牺牲掉了，他们正如《风筝》中所说的那样：“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誓言无声，英雄无名！”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