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五年，在移动互联网快速爆发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创业者的本质叫做“我是一个拓荒者”，因为眼前是一片荒原。拓荒时代里面最有竞争力的是战斗力超强的男性，他可以从一片荒原开始开拓。

但是今天，拓荒时代已经接近终结了，更多要精耕细作，要满足人性当中的细微要求。在物质已经很丰富的时代里面找出产品的差异化，去完成物质和更高层面精神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可能是更适合做一个精耕细作的人。

因此，这个时代给了女性创业者更多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投资人会大量地看到女性创业者的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女性如果要当企业家，要创业的时候，她要承担的社会角色是比一个男人来得多一点的。因为一个男人如果做了很大的企业，他不需要在家庭里扮演过多的角色，他天然就可以往家里一杵说：“老子就是顶梁柱”，即使他可能根本不花时间在家里。

如果一个女人做了企业，没有时间陪孩子，不能维系很好的亲密关系，社会对你的评价就会变得说：其实你不那么成功。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主题“舞！舞！舞！”我们作为一个女性，暂且把头衔放下，回到生命的本质，我们在跟谁跳舞？

类似的话题我前天晚上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我经常跟人聊天，经常能把人聊哭，因为我经常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想过没有？你到底要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回答很容易被戳破，说其实你说的不是全部。

舞！舞！舞！我跟谁在跳舞？我们跟孩子跳舞吗？孩子是我们终身的舞伴吗？当然不是，前半生他没有来，后半生我倒是想跟他跳，他也不理我，只要他稍微长大他就不理我，他能够跟我们陪伴得如此短暂。

我跟我的爱人、跟我的家庭跳一辈子吗？我不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得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是学德语出身的，德国文学里面有一个著作叫《浮士德》，浮士德的一辈子都在问自己：怎样才达到了我终极的满足？

这其实才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你跟谁跳舞？你到底要什么？其实是在问你怎样才获得了终极的满足？

所谓的终极的满足是你把你所有需要的东西列在一张纸上，你问自己说如果只有这个我满足吗？如果只有第二条我满足吗？如果只有第三条我满足吗？

我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最后的结论是，如果我能始终探寻这个世界的未知，并且能够把它表达出来的话，我可以没有家庭，我可以没有孩子。如果有，很好，谁动我儿子我跟谁急。但是如果这是终极的满足，我知道我要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是在于我比较早地想清楚了我要什么，而且一直走在我要什么这条道路上。

其实我要什么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它包括两个部分：你要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才知道我要什么。“要什么”的后半边是“什么”？你看到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吗？

你要认知世界，认知你不知道的。然后在你要的过程当中，你还得不断地去拓展你的能力圈。今天很多人都会说，你看巴菲特有一个著名的工作方法，叫作“只投我懂的”，我要在我的能力圈里面干活。

但是，今天外部环境变化得太快了，能力圈不应该是你的舒适圈。

你还要回头问自己第一个问题：我跟谁跳舞？我到底要什么？如果我要的是对这个未知世界的理解的话，如果这个才能证明我来过、我活过、我爱过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不舒适就是你要面对的事情。

所以今天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还要问，说什么是跳舞？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面对女性创业家、女性企业家，有一点是我们要坚守的。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性的企业，规模只是为了让你这个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能够生存，有竞争力，规模不是终极的目的。

如果我们做企业的初心是为了创造美好，那么一样要回到那个问题：我要什么？我们是否在为我们想创造的美好去添把柴，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各种各样的人，被舞伴牵走了方向。

我做投资的时候一直想说，我们能够用资本创造什么美好的东西？我们投了大量的和低幼儿童教育相关的项目，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身为人母觉得非常美好的事情。

比如少儿编程，比如儿童的情商教育，让孩子从小就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是怎样的，应该怎么和人相处。在明辨是非之外，是否还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其实今天不是分数会影响孩子的幸福，更大的可能性是，这孩子的情商能力会影响他一生的幸福，这是我认为美好的事情。

这些事情看起来比今天很多的创业模式要走得慢一点，因为无论是孩子的编程教育还是孩子的情商教育，似乎先要从教育父母开始。这个产品是要有比较长的路走的。但如果这是我的初心，我就可以作为一个投资人，陪他们一起慢慢地等。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一期基金是长达“10+2”年的12年基金，我跟我们所有的LP说：

因为我要投一些美好的东西，而这些美好的东西需要自己生长的过程。

所以不断地问自己：我在跟谁跳舞，我跳舞的美好是给谁看的？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始终要留在心里的三个问号。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