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担当干劲，卸去基层干部不必要负担，中央多次出台文件。然而，半月谈记者在湖南郴州等地调研注意到，目前基层干部中以庸政懒政为能，将负担与干劲一并卸掉的风气也在抬头，“推手式”“摆拍式”“二传手”“等上岸”“四类干部”颇有市场，凸显不良苗头，亟待有效治理。

给“四类干部”画像

当前基层干部庸政懒政有何新苗头？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纪委副书记曹立林为半月谈记者勾勒出“四类干部”的画像——

表现一：“推手式”干部，办法总比困难多，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有些干部善用太极“推手”之法，对于本职工作，“你推来我让去，你让来我推去”。此类干部“击鼓传花式”地把工作和责任一推了之，还自诩“不求名利，佛系人生”。

“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就是这类‘推手式’干部，丁点儿小事今天推明天，明天拖后天，理由层出不穷，脸好看，事就是不办。”苏仙区委党校副校长周丽萍说，如若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延滞工作落实，还会助长“鞭打快牛”现象，让实干者寒心。

表现二：“摆拍式”干部，只做样子刷存在，撸起袖子不干活。有些干部看上去袖子撸起来了，身子也扑下去了，开过会、讲过话、发过文、作过批示，就算干完工作了。看似有作为，其实玩虚活儿。

苏仙区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邝贤哲认为，“摆拍式”干部的投机性体现在这些干部任何重要场合从不缺席，所有关键节点都不忘刷存在感。对外，他们每到一处必煞有介事拍照“留痕”；对内，他们日复一日循规蹈矩开会、讲话、批示，看上去比谁都要尽职。

“短时间内，这种表演给他们贴上了亲民、实干的标签，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类干部的厌恶和反感，甚至会产生‘溢出效应’，波及其他无辜干部，挫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邝贤哲说。

表现三：“二传手”干部，决策推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一些干部看起来事事经手，工作繁忙，对上级安排的工作却不思考、不研究，机械地“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一概推给下级；对应由本部门或本人决策的事情，不承担责任，径自推给上级或集体，美其名曰“让领导拍板，让集体决策”。

曹立林说，“二传手”干部有四大绝招：有任务，布置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事情，上报一下；有问题，推脱一下。这类干部“只考虑把球快速传出去，却不在乎球能否传到位”。

表现四：“等上岸”干部，规避风险，坐等安享人生。苏仙区所辖8个乡镇共有工作人员469名，30岁以下只占22.6%，45岁以上占到了41.9%。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少干部不愿想事干事，消极度日，只待退休。

一名干部表示，此类干部在感觉升迁无望的乡镇党政副职中最为常见。为了更舒服地坐等“退二线”，现在最受欢迎的岗位是妇联、工会等比较清闲的群团组织的党政副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非领导职务也成了“香饽饽”。

把脉“四类干部”病因

——责任意识淡薄，能力素质不足是内因。

“庸政懒政现象从思想意识层面来看，其总病根是价值观旁落、责任意识淡薄。”苏仙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谷群辉认为，部分基层干部存在守摊子、混日子的思想，不求上进、墨守成规，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造成庸政懒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干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不会作为。

苏仙区五里牌镇干部严艺文坦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以往靠吃喝拉关系、跑项目、找投资、要政策、打“擦边球”“闯红灯”等老办法行不通了，不少基层干部能力素质提升没有与时俱进，时常感叹“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

此外，由于基层工作时间要求紧、落实压力大，干部能力不足现象的存在会放大部分单位“结构性缺人”压力，往往导致“会做的人忙得团团转，不会做的人闲在旁边看”，进而产生“同工不同酬”问题，能者因此产生抵触情绪，庸者反而高枕无忧。

——隐性收入落差大，出路遭遇“天花板”是外因。

半月谈记者发现，随着灰色收入及各类隐形福利的减少或消失，收入分配秩序的日益规范化，习惯于“得实惠”“捞好处”的部分干部在“权力瘦身”中出现了较大的心理落差。这也是导致基层干部庸政懒政的一个原因。

同时，由于基层干部激励机制不健全，很多干部认为社会财富增长与自身收入增长不成比例，在处理政商关系时看到体制内外的巨大收入差距，更加剧心理失衡。

苏仙区飞天山镇工会副主席王冬林坦言，一方面受单位职数、级别与性质的限制，基层单位尤其是乡镇干部轮岗交流渠道严重不畅，晋升空间小、出路狭窄，“上升天花板”难以突破，对于在基层干部中占相当比例的事业编制干部职工来说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基层干部的工作付出，时常难以得到上级和群众的理解，部分基层干部存在怠工情绪。

一部分干部既不甘收入缩水，又怕踩到红线、违纪违规，于是把守规矩与干事创业对立起来，认为“干事未必有好处，犯错必定没前途”，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庸政懒政。 

对“四类干部”下猛药

防止基层干部庸政懒政，除了要对其思想上加强教育、行为上细化监督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干部约束激励机制。曹立林说，虽然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规定包括辞职、辞退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基本无法发挥威慑力，公务员仍然是公认的“铁饭碗”，进门不易，出门更不易。

在郴州调研过程中，半月谈记者收集到一些打扫“四类干部”的建议。一是健全干部考评制度，合理设置考评指标。当下的考评指标往往正向指标多、反向指标少，共性指标多、个性指标少，“有为”与“无为”界限模糊。受访者建议，在修订公务员法过程中，应将不同级别、不同岗位依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在民主测评、述职报告等传统考核形式外，探索与干部实际工作情况挂钩的灵活考核新办法。

二是扩大考评参与面，强化结果运用。年终民主评议不少流于形式，考核方式一般以静态考核和组织部门专项考核为主，应进一步推进评议全过程多元参与，在考核结果运用方面，突出激励惩戒的效果。

三是干部问责和责任倒查要全面。当下一些问责内容偏重于对显性腐败的惩戒，忽视了对隐性失职的问责，对庸政懒政惩而无据或问责不到位。干部建议，各地有必要对庸政懒政现象开展专项治理，同时建设基层长效机制以巩固整改成果。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