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内外环境制约下，中国经济增速逐季下滑，四季度创下了近年新低。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显现企稳迹象，2019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213433亿元，同比增长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超过市场预期。

经济企稳背后，宏观调控的作用不可小觑。

国是直通车 侯雨彤 制图

基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载体。既然是政策或政策组合，就必须以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条件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前瞻性地对市场机制的失效或失灵进行调校，抑或对市场机制作用力不够的领域予以补充、强化。

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绩之显著毋庸讳言，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是“新常态”，也是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必然之举。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市场的有效对接，同时需要宏观政策高质量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轮宏观调控，决策层多次重申不靠“大水漫灌”的强刺激。与以往相比，从政策出台的动因到政策内容、从政策目标到政策工具，均凸显市场的第一性作用，政策的逻辑和自洽性较强。

那么，为什么减税降费、“放管服”等政策成为本轮调控的关键词？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说之前的经济仍然属于工业革命的范畴，那么新经济即便被冠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名称，其内核却是科技，特别是与数字化相关的科技。与之对应，资金和技术是工业时代的核心生产力要素，而科技是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生产力要素，并且是愈来愈“软”的科技，如大数据，AI(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等。中国在数字科技的应用端取得长足进步并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新经济的成分已蔚为大观，由此，宏观调控必须考虑宏观经济的质变。

其次，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马力下降，政策供给需要“新能源”。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加大投资的边际贡献递减已是不争的事实，净出口的增加受制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低端产业的转移以及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而消费需要长期培育且结构性短板的补充是个系统工程。因此，三者合力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不在，即便加大政策力度，效果也未必达到预期。而资源都是稀缺的，政策资源也不例外，一旦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出现趋势性下降，加大资源投入是一种变相的浪费。

再次，聚焦市场和微观主体是培育良性政策环境的点睛之笔。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重要的原因是成本高企而效益不理想，所以，资金才会向金融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汇集，脱实向虚才会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减税降费直接对病灶进行靶向治疗，真正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焕发实体经济投资热情。税费成本对于实体经济收益率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随着价值链整体成本的降低，系统性提升经济产出就成为可能。“放管服”是针对隐性的行政成本，全流程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本质上仍然是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一旦经济主体的负重下降，那么，效率的提升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纲举才能目张。本轮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财政政策趋向积极，并且是更为科学的积极。在新经济的大背景下，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微观主体，是企业家精神。宏观调控政策和政策组合是构建“六稳”的制度环境，培植发挥微观主体作用的土壤，去除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进一步激发其主观能动性。

基于此，这次宏观调控确实不一样。

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杨守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