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很老，老到当事人都快记不得个中缘由，老到再去踏寻足迹，也只剩满眼的松柏林立、绿草茵茵。

战斗，牺牲，真相，承诺。70年前的那场腥风血雨，知情者早已所剩无几。那些尸骨无存的年轻战士，那段被遗忘的浴血岁月，如砂砾般被淹没在时间长河里，却也如刀刻般被深印在熊子勋的心中：“都是我的战友啊！”

一声战友，一生战友。

熊子勋誓要还原当年的真相，誓要找到58名牺牲战友的骨骸。60多年，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人，这位见证了祖国日益强盛的抗战老兵，凭一己之力四处奔走、探寻遗迹，虽两度患癌、右眼失明，他也未曾放弃，直至摸清每一位战友的牺牲经过和掩埋地。时至晚年，他还以书为碑，用文字记录下了那段峥嵘时光。

“我得带他们回家呀！”年近百岁，好多事熊子勋都记不太清了，荣誉、冤屈、或是那些逝去的人和事，都淡了，唯有那段经历，每每提起，他总会目光如炬、不能自已，仿佛又被带回了那个热血的年代，大家正亲切地唤着彼此——同志。

熊子勋

生死承诺

时间回到1949年，地处襄阳市西部的谷城县刚刚解放不久，百业待兴也暗流涌动。国民党残部、土匪及不法分子依托其山高林密、谷涧纵横的地理特点，潜伏西南山区，开展不法活动，意图以武装暴乱破坏新建立的革命政权。

那是3月23日深夜，从房县、保康、谷城等地溃败的国民党残部，勾结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意大利籍神父艾国良等，在谷城县紫金区（现为紫金镇）发动武装暴乱，杀害紫金区区长冯明道及区乡干部、群众百余人，并抢走大量物资。3月24日，谷城县独立营第三连连长白振东带领杜以德、杜继山、杜以武等120余名战士从紫金镇磨盘沟进山，准备平定暴动，不料消息走漏，遭到艾国良组织的土匪伏击，队伍被冲散后，在茶园沟再次遇伏，牺牲多人。

“谷城当时仅有3个连的兵力，加上几个区的区中队、干部武工队，全县武装力量总共不到1000人。而聚集在西南山区的不法分子，武装力量却达3000多人。”很多年过去了，熊子勋仍然记得那段敌我力量悬殊的硝烟岁月。

经侦察，“3·23暴动”被确定为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暴动，案情复杂。县委决定，一边剿匪，一边破案！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熊子勋奉命出任了紫金区区长兼区中队队长，首要任务便是侦破暴动案，肃清西南山区的毒瘤。“他是‘老革命’，15岁参加八路军，后随刘邓大军南下解放谷城，退伍后在县公安局工作，年富力强又有作战经验。”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回忆，1949年3月27日，年仅22岁的熊子勋带领七八十人的武装力量再次进山剿匪，9个月后，解放军攻占土匪盘踞地——磨盘山，成功解放谷城西南山区，抓获了反革命暴乱分子艾国良等人。

当年战斗的地方——茶园沟现已是一片绿意融融

战斗终于胜利了，可第一次平暴中失踪、牺牲的那些战友在哪儿呢？熊子勋仍有一个心结，他带人回到了战斗的发生地——茶园沟。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心如刀绞：草丛中到处散落着战友们被撕碎、炸碎的烂衣服、烂鞋子，人的头发在风里乱飘……“我一头跪在了那里，我说我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他们却倒在这小山沟里，连尸骨和姓名都没留下。”熊子勋将战友们的遗物掩埋后，便在心中许下承诺，“我一定要查清他们牺牲的真相，找到他们的下落！”

谁曾想，这一诺，熊子勋竟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兑现。

两立遗嘱

熊子勋一生立过两份遗嘱，与大多数人不同，他并未在其中安排后事、处置财产，而是以近乎决绝的态度恳求家人——“请别阻拦我”。

故事得从1951年说起，那时剿匪已结束，熊子勋被调回县里工作，而后又被调到了湖北日报社。感受着大城市繁荣的熊子勋，心里却并不畅快，“城市里条件好，我在享福，可战友们却牺牲了，尸骨都没找到，心里难受啊。”人虽离开了紫金，但熊子勋对牺牲战友的牵挂一刻也没有减少。不久，他便主动申请回到了谷城，利用工作之余，寻找战友下落。

要查清下落，首先得找到那场战争的人员名单。熊子勋辗转沈阳、湖南多地，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在四川青城山的一个寺庙里找到了那份珍贵的名单。回到谷城后，他立即将名单上报县政府，一一向牺牲战友的亲属发出了“追烈通知”，最终收到58位战士亲属的回复。与此同时，他还多次深入沈垭山区，搜集第一次平暴战斗的资料。

至今，熊子勋的家里还保留当年进山寻访时的“装备”——两根木棍和一个牛皮包。

“1949年的那场暴乱牵涉到很多历史问题，当地村民对熊子勋的上门询问多持躲避态度，寻访工作进展缓慢。”而后的数十年，工作几经变动，人生几经坎坷，待到从“文革”中平反、恢复工作时，熊子勋已年过半百。“战友们的下落还没找到！”熊子勋从未放弃当初的信念。

而就在他奔走跋涉、默默寻找时，各种疾病也悄然袭来。

1982年，熊子勋被诊断出胃癌，自觉时日不多的他立下了第一份遗嘱——“都劝我休息，不要下乡，命要紧，但人生下来就和死连在了一起，一时不死干一时，白白死了才冤枉。”

1989年，熊子勋又被诊断出肝癌，他再次给老伴刘淑娴留下遗嘱——“只求你成全我，让我下去，想想过去的战友，想想到现在以德兄弟还下落不明，比起他们我又算得了什么，若我死在半路上，就埋在那，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吧。”

对于丈夫的执着，刘淑娴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有一回被我们劝急了，他说，我这也是为了革命，如果你不支持革命，我们就断绝关系，听了这话我们只好都依了他。”

家人的劝阻也并非事出无因。山路难走，时隔多年，在世的知情者早已寥寥无几，要想找到这些人，得爬多少座山、趟多少条河。且不说熊子勋已年过五旬、身患重病，就是这只身寻找的数十年，他不仅住过山洞，喝过河沟水，还在一次打探中，被当做反革命抓走；在一次山洪中失去了右眼……

“为什么，因为我对他们的感情，因为我的良心和责任心哪！”93岁的熊子勋早已没了当年的风采，疾病和衰老让这位坚强的老人深显疲惫，看不清、听不清、也记不太清了，零碎的记忆里保留了对逝去妻子的痛惜，也保留着对战友的深情。为何如此执着？只因一份深厚的同志情谊。

在寻找已被亲属确认的那58名战友的过程中，熊子勋还为牺牲的革命群众正了名。1947年，艾国良指使天主教徒、国民党残部杀害郭大文、郭大学（郭大文之弟）等9位村民，并嫁祸给新四军，称其“兴民变土匪”。1951年9月，谷城县法院对艾国良等进行公审，真相才得以大白天下。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那场公审的见证者多已不在人世，知晓案件事实的人也所剩无几，“群众的血不能白流，他们是为新中国解放而牺牲的，不是土匪。”熊子勋多方调查考证，为他们证明身份。

终于，2011年，最后两位群众郭大文、郭大学（郭大文之弟）的革命烈士证明被送到了他们的子孙手中。至此，熊子勋把58名战友牺牲经过、掩埋地全部查清，还原了9名群众的牺牲真相。

郭大文、郭大学的革命烈士通知书

“多亏了熊老，查清两位长辈牺牲的真相，‘接他们回家’。”郭大学的孙子郭世周现已是谷城县城关镇中心学校的校长，言谈之中，他表达了对熊子勋的敬佩和感激，“祖父去世时，我父亲也才三岁，若不是熊老历经艰辛，当年之事怎会大白于天下。”

62年，熊子勋终于兑现当初的承诺，“找到”了牺牲的战友。然而，又一个担忧涌上了心头——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少，若不写成文字传给后人，这段革命历史终会随人的逝去而消失。

就这样，一本再现谷城解放初期西南山区剿匪历史的长篇小说——《黎明的钟声》诞生了。

以书为碑

2005年4月的一天，时任谷城县文联副主席的王金文正在处理公务，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只见熊子勋和儿媳妇用扁担将两个满满的蛇皮袋抬进了办公室，“里面装的全是熊老手写的书稿，四五十斤重，都是几十年寻访整理的史实资料，他想让我帮忙编辑出书。”被熊子勋精神感动的王金文，帮助他将手稿打印、校对、编排，并联系出版。成书过程中，谷城县政协联系了有关知情人员，提供资料，勘正史误。县委、县政府也为此召开研讨会，推动创作。2008年7月，40余万字的《黎明的钟声》正式出版。

《黎明的钟声》

“《黎明的钟声》最初叫《磨盘山平暴记》。在寻访的过程中，熊子勋还不断搜集着解放谷城西南山区的史料。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他将这些资料撰写成了16万字的《磨盘山平暴记》。”知情者介绍，寻访之路充满艰辛，而书写这段历史也并不轻松。视力的急剧下降，让熊子勋不得不借助眼镜和放大镜进行写作。2003年，他仍觉得部分资料需再次查证，便不顾77岁高龄3次进山，走访牺牲战士的后人，对细节进行了补充核实。

熊子勋家中还保留了一张他写书时的照片

后来，在参与过“3·23暴乱案”审判全过程的原谷城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华、紫金镇沈垭学校退休教师张家焱的协助下，熊子勋将《磨盘山平暴记》进行了充实完善，最终形成长篇纪实小说《黎明的钟声》。

“鲁燕山看到右山头敌人在动，识破了其分头包围区中队的阴谋。他把盒子枪递给蔡都君，从蔡都君手中接过步枪，把枪口瞅了瞅，推上了子弹……”这是书中关于第二次平暴战斗的一段描述，而“鲁燕山”便是熊子勋在书中的化名。

正如该书序文写道，“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纪实故事，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谷城解放初期西南山区剿匪的历史，用文字的手法，填补了这段空白。”

熊子勋先后被评为湖北省第六届道德模范、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离休后，熊子勋还被谷城县多所中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为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为配合当地学校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他主动担任学校图书协管员，并捐献出收藏多年的书籍，自费订报纸、杂志供青少年阅读。

昔日烈士牺牲的地方，已建设成为生机盎然的美丽新村。

70年沧海桑田，当年战斗的痕迹早已无处可寻。那片解放军战士用生命守护的土地，那片承载了熊子勋无数记忆的土地，正随着祖国的强盛，日益发展着。

“年轻人要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熊子勋看着屋外，眼神充满了坚定。

来源：凤凰网湖北

责任编辑：任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