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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亭】老家三变

©原创 云上谷城 2019-06-13 18:32

崇山峻岭中的苏区村,是我的家乡,地处鄂西北的谷城县大薤山下。解放前,这里叫七里沟。

穿越历史风烟,回望革命岁月。那还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31年初,中共鄂豫边特委和谷城县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变化,针对对敌斗争的需要,决定将革命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立足大薤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遂把谷城的三支游击队带上了层峦叠嶂的大薤山,于4月成立起有100多人40多条枪的谷城人民自己的武装——薤山游击队。

以薤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方圆百余里均有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活动,薤山游击队也壮大到300多人100多支枪。中共鄂豫边特委和谷城县委又决定把“薤山游击队”改编为“薤山红军游击队”。8月15日,薤山红军游击队正式树旗,第一次在红旗贴上镰刀、斧头和“中国红军”四个大字。至此,鲜红的“中国红军”大旗,高高飘扬在大薤山上空,映红了鄂西北的崇山峻岭。

薤山脚下的七里沟,成了游击队领导们经常开会的地方,成了红军进出大薤山的交通要道。七里沟上下众多的贫苦农民,看到红军是在为穷人闹革命,也纷纷参军参战,有的还是父子一同当红军呢!

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引起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惧,遂调集襄阳、谷城、均县三地的正规军疯狂进攻,连续三次大围剿,上千余名红军和支援红军的老百姓都壮烈牺牲血染大薤山,两名县委书记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片红色土地,无疑是红军鲜血染就的。

新中国建立后,七里沟被命名为“苏区村”。70年来,村名从未改变过,这是为了纪念红军英雄战士们而命名的,更是为了缅怀那些牺牲的红军烈士们而命名的。

地处沟壑之中的苏区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因自然环境恶劣,村民们的生活一直都还处于贫困状态,一年到头全大队的社员们,穿衣靠救济,吃粮靠供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好一点的生产小队,10分值毛把钱,差点的队才值三四分钱。有的农户劳动一年,年终结算还是个欠款户,俗称“倒贴皮”。正如社员们说的那样:“庄稼佬,庄稼佬,一年三百六十个早,腊月三十算红利,还是一件烂棉袄。”七里沟的姑娘们,大一个嫁走一个,一一嫁到了平原,致使苏区村的不少小伙子成了光棍汉。“七里沟,七里沟,姑娘往外走,小伙娶不到媳妇!”

小时候,为了能够读书,我从春到秋常常乘放学后在七里沟河里逮鱼、用棍子使劲捶鱼卖钱的情景。

我那时逮鱼,鱼一看到我来了,就纷纷朝石头里钻。我跳到水中,用两只手从石头二面伸进去一挤,鱼就被我逮个正着。有的石头露在水外面,我就抱起一块大石头使劲一砸,掀起被砸的石头,里面的鱼就翻着白肚子漂了出来,我就直接抓住鱼串在细细的树枝上。有的地方没有石头,鱼看到我来了就在水里乱窜,我就用棍子使劲地猛捶,把水捶得人把高。经过一通乱捶之后,鱼被震得迷迷糊糊地像死了一样,我就直接逮起来。

我逮的鱼,大都卖给了供销社、诊所、粮站、林站、食品所等单位的职工们。我把卖鱼的钱攒着,到时好交学杂费,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我还记得一件事,那是在六月间的一个晌后,三十挂零的周嫂子,独自坐在七里沟河边的大叶柳树下,光着上身子正在洗她那件沾满泥巴的旧花衬衫。我因要在上学之前到沟里逮鱼路过这儿,冷不防地被我撞见了……我生怕弄出响声,轻轻地遛到沟坎子后面的田里,顺着田埂子一气跑得远远地上学去了。她为何光着上身呢?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家里穷,没有换洗的衬衫,只好在中午没有人的时候,赶紧洗了晾干了好再穿上。

时光就像这七里沟里的河水一样潺潺地流走了,贫穷带来的生活艰难却像这沟里的一草一木而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长长的七里沟,满载着我的许多往事,流淌着我太多的记忆。

1974年秋,我离开苏区村到襄阳上财校后就参加了工作,距今整整45年了。每次归来,一走上七里沟大花栎树垭子山梁,望着七里沟的山峦和延绵起伏的一道道远山高峰,看到这个革命老区村发生的新变化,我就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眼前的苏区村,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可是大变了,与我在村里那个年代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了。其最大的不同,就是“三变”。

一变:通了公路,老区村的父老乡亲们进城上街永远告别了羊肠小道。

过去,苏区人上一次盛康街,不是爬山,就是下坡,走的全是山路,天没亮就出门,到了月亮地里才回到家。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了路上。要是去一趟县城,来回得三四天。

“要想富,先修路。”1985年一个阒寂的初冬,突然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炮响,惊醒了沉睡的大薤山,震撼着古老的七里沟,一支由南河区村民组成的修路大军,开始向这高山宣战——要兴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

为改变山区人民交通难,南河区委、区政府带领群众发扬艰苦奋斗和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经过一冬的奋战,终于靠双手和双肩修通了从南河大坝至温坪的乡村公路。

公路在山间盘旋而上,虽说是一条睛通雨阻的土路,但毕竟可以跑车了。尽管那

“之”字形的砂土公路,有时也会让吉普车“趴窝”,但猛踩油门还是能“轰”上去,这与凭双脚每一步都要走山路不知强了多少倍,老百姓出山买卖东西搭货车也还是省力多了。

然而,真正改变苏区交通的工程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

1991年8月14日的黎明,又是一声声炮响,由县里兴修的南河镇至白水峪村的“南白公路”开工了。苏区村正好处于这条公路上,村民们全都上了公路。

在这条总长33.3公里路的沿线,摆满了开山筑路的村民们。没有测量仪器,村民们就用肉眼测;没有施工机械,他们就用锄头、铁铣、十字镐、铁锤、钢钎……要兴建一条4级标准、路基宽5.6米的公路,何其难啊!

再难,也难不过县委的决心!再难,也难不过村民们的干劲!经过一年多的鏖战,完成土石方94万立方米,铺筑路面19.7万平方米,终于打通了重峦叠嶂中的“南白公路”。2006年9月,公路又得到升级改造,浇筑成了水泥路面。一条犹如长龙般的公路,从群山中逶迤而上,蜿蜒在山峦起伏的峡谷中。

往日僻静的山野,迎来了一辆辆翻山越岭的小轿车、大货车和载着村民们进出深山的大客车,世世代代山里人告别了行路难的岁月。

公路通,经济活,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进山了,村民们的农副土特产品也可以出山卖个好价钱了。苏区村民们的生活,也开始了崭新岁月,许多农户都把新房子盖在了公路边上,不少农户还买回了小轿车。往年门前拴的是牛羊,现在停的是小车子。

二变:通了电,老区村的父老乡亲们从此扔掉了煤油灯。

我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从我记事起,苏区村的家家户户夜晚照明,一直用的都是煤油灯。

每当夜晚,农户们点亮一盏如豆的煤油灯,发着昏黄的光,其它地方都是黑糊糊的。女主人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中,忙着做一家人的夜饭。

那时的煤油灯,大都是用上海产的歪嘴小墨水瓶做成的。小小的煤油灯,放到哪儿哪儿亮。要是一个湾子住的人家多,这时你站在一个稍高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家家户户亮着的灯光,犹如像天幕上的小星星,从土墙破窗子里映射出来,那灯光昏黄昏黄的,有些朦朦胧胧。假若某一处山坳里只住着一户人家,在那寂静的山坳里透出来的这点唯一的亮光,往往会使人联想起老人们传说的鬼火。

我的老家在苏区村的帅家湾。湾子二面住有7户人家,一到夜晚,各家都点着了煤油灯。虽说不太亮,但毕竟还有些灯光在闪烁。

为了省点煤油,别个农户大都只点一盏煤油灯,而在我们家里,父亲却要点两盏灯,厨屋里一盏做饭用,堂屋里一盏为父亲和我们小娃子照明。那时农村挣钱艰难,买不起煤油,母亲常常为了怕费油老是嘟囔父亲,可父亲却说:“堂屋里没有一盏灯,黑灯瞎火的,坐个人就像红薯种样,有啥劲?”父亲宁可多挣钱买煤油,也不愿为节省那点煤油过着黑灯瞎火的夜晚。因此,我们家就有两个歪嘴墨水瓶煤油灯。

我们山里把吃晚饭叫“宵夜”。每当宵罢了夜,母亲就赶紧吹熄一盏灯。一家人就聚在堂屋里这盏煤油灯下,母亲给我们这些孩子缝缝补补做着针线,父亲就把一本破书举到煤油灯跟前,乜斜着眼睛瞅着,我则在煤油灯下做着作业,姐姐剁着猪草,弟弟妹妹们在煤油灯下不一会儿就歪起了脑袋打起了瞌睡……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每年都在煤油灯下度过了那365个夜晚。

后来,家里住上了公社驻村干部,我父亲说:“人家是公社干部,能住到我们屋里,是人家瞧得起我们。人家又是外地人,要对人家好些。”父亲就到供销社买回来一个罩子灯,可点的仍然是煤油。

苏区村的村民们一直到1995年腊月底快过年时才没有点煤油灯了。就在这一年,县电力部门大力支持,村民们出工出力,大家一起栽电杆,架电线,一根根银线翻山越岭,串起了家家户户。大山中的农户,也像城里人一样用上了大冰箱、新空调、电饭煲……尤其是一到夜晚,往年漆黑无边的山间村落,家家闪耀着“夜明珠”,户户屋里屋外都是亮堂堂的,那种“放在哪儿哪儿亮”的点着煤油灯的夜晚,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三变:取消农业税,老区村的父老乡亲们享受着国家的福荫。

更让苏区村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是从2003年起他们种粮再也不用缴税了,那些杂七杂八的各种收费也随之干净了。过去,村民帅启龙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种地都要缴国税”的话,再也不用挂在嘴边上了。这是他们最为舒心的事。

党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免除特产税、农业税、减轻农民所有负担、发放各类种粮补贴等,这在过去哪个朝代能做得到的事?

村民们种着自己的田地,饲养着自己的牲畜,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经济,家家户户都富裕起来了。富起来的村民们,最注重的就是要为儿孙盖房子。于是,苏区村的村民们,大都把旧房换成了新房,把小房换成了大房,把平房换成了楼房。

过去,村民帅启宜和邻居们住的房子,都是一百多年的土坯墙。只要走进屋里一看,就知道这房子有多老:墙壁、檩木和椽子,被常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已是黑黢黢的,仿佛还能滴出油汁来。墙上到处都是大窟窿小眼的,能钻进猫子。冬天的寒风,从墙洞里呼呼地直往屋里灌,夜晚坐在靠墙的火垅边烤着树疙瘩火,脸烤的通红,后背却冻的冰凉。墙外面不少处还用树杆撑着,防止下雨倒了。

1997年,帅启宜推倒了一百多年的老土屋,盖起了水泥地面、红砖黑瓦、白灰勾缝的三间大瓦房,父母和他的一家人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居,父亲高兴地说:“活了六十多年,第一次住新房。”

十年过去了,2007年,他又把新房子盖到了水泥公路边上,交通方便。这一次不盖民房了,还盖那样的房子又落后了,要盖就盖楼房。墙面贴的是白瓷砖,窗户换成了玻璃窗,上下楼安装的是旋转式不锈钢扶手楼梯……像这样的楼房,在苏区村都叫“小洋楼”。一栋栋雪白的“小洋楼”,在那青山绿水间显得分外好看。

现在的村民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为他们带来了更上层楼的新生活!他们正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国家的福荫!

作者:帅瑜

崇山峻岭中的苏区村,是我的家乡,地处鄂西北的谷城县大薤山下。解放前,这里叫七里沟。

穿越历史风烟,回望革命岁月。那还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31年初,中共鄂豫边特委和谷城县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变化,针对对敌斗争的需要,决定将革命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立足大薤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遂把谷城的三支游击队带上了层峦叠嶂的大薤山,于4月成立起有100多人40多条枪的谷城人民自己的武装——薤山游击队。

以薤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方圆百余里均有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活动,薤山游击队也壮大到300多人100多支枪。中共鄂豫边特委和谷城县委又决定把“薤山游击队”改编为“薤山红军游击队”。8月15日,薤山红军游击队正式树旗,第一次在红旗贴上镰刀、斧头和“中国红军”四个大字。至此,鲜红的“中国红军”大旗,高高飘扬在大薤山上空,映红了鄂西北的崇山峻岭。

薤山脚下的七里沟,成了游击队领导们经常开会的地方,成了红军进出大薤山的交通要道。七里沟上下众多的贫苦农民,看到红军是在为穷人闹革命,也纷纷参军参战,有的还是父子一同当红军呢!

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引起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惧,遂调集襄阳、谷城、均县三地的正规军疯狂进攻,连续三次大围剿,上千余名红军和支援红军的老百姓都壮烈牺牲血染大薤山,两名县委书记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片红色土地,无疑是红军鲜血染就的。

新中国建立后,七里沟被命名为“苏区村”。70年来,村名从未改变过,这是为了纪念红军英雄战士们而命名的,更是为了缅怀那些牺牲的红军烈士们而命名的。

地处沟壑之中的苏区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因自然环境恶劣,村民们的生活一直都还处于贫困状态,一年到头全大队的社员们,穿衣靠救济,吃粮靠供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好一点的生产小队,10分值毛把钱,差点的队才值三四分钱。有的农户劳动一年,年终结算还是个欠款户,俗称“倒贴皮”。正如社员们说的那样:“庄稼佬,庄稼佬,一年三百六十个早,腊月三十算红利,还是一件烂棉袄。”七里沟的姑娘们,大一个嫁走一个,一一嫁到了平原,致使苏区村的不少小伙子成了光棍汉。“七里沟,七里沟,姑娘往外走,小伙娶不到媳妇!”

小时候,为了能够读书,我从春到秋常常乘放学后在七里沟河里逮鱼、用棍子使劲捶鱼卖钱的情景。

我那时逮鱼,鱼一看到我来了,就纷纷朝石头里钻。我跳到水中,用两只手从石头二面伸进去一挤,鱼就被我逮个正着。有的石头露在水外面,我就抱起一块大石头使劲一砸,掀起被砸的石头,里面的鱼就翻着白肚子漂了出来,我就直接抓住鱼串在细细的树枝上。有的地方没有石头,鱼看到我来了就在水里乱窜,我就用棍子使劲地猛捶,把水捶得人把高。经过一通乱捶之后,鱼被震得迷迷糊糊地像死了一样,我就直接逮起来。

我逮的鱼,大都卖给了供销社、诊所、粮站、林站、食品所等单位的职工们。我把卖鱼的钱攒着,到时好交学杂费,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我还记得一件事,那是在六月间的一个晌后,三十挂零的周嫂子,独自坐在七里沟河边的大叶柳树下,光着上身子正在洗她那件沾满泥巴的旧花衬衫。我因要在上学之前到沟里逮鱼路过这儿,冷不防地被我撞见了……我生怕弄出响声,轻轻地遛到沟坎子后面的田里,顺着田埂子一气跑得远远地上学去了。她为何光着上身呢?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家里穷,没有换洗的衬衫,只好在中午没有人的时候,赶紧洗了晾干了好再穿上。

时光就像这七里沟里的河水一样潺潺地流走了,贫穷带来的生活艰难却像这沟里的一草一木而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长长的七里沟,满载着我的许多往事,流淌着我太多的记忆。

1974年秋,我离开苏区村到襄阳上财校后就参加了工作,距今整整45年了。每次归来,一走上七里沟大花栎树垭子山梁,望着七里沟的山峦和延绵起伏的一道道远山高峰,看到这个革命老区村发生的新变化,我就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眼前的苏区村,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可是大变了,与我在村里那个年代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了。其最大的不同,就是“三变”。

一变:通了公路,老区村的父老乡亲们进城上街永远告别了羊肠小道。

过去,苏区人上一次盛康街,不是爬山,就是下坡,走的全是山路,天没亮就出门,到了月亮地里才回到家。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了路上。要是去一趟县城,来回得三四天。

“要想富,先修路。”1985年一个阒寂的初冬,突然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炮响,惊醒了沉睡的大薤山,震撼着古老的七里沟,一支由南河区村民组成的修路大军,开始向这高山宣战——要兴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

为改变山区人民交通难,南河区委、区政府带领群众发扬艰苦奋斗和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经过一冬的奋战,终于靠双手和双肩修通了从南河大坝至温坪的乡村公路。

公路在山间盘旋而上,虽说是一条睛通雨阻的土路,但毕竟可以跑车了。尽管那

“之”字形的砂土公路,有时也会让吉普车“趴窝”,但猛踩油门还是能“轰”上去,这与凭双脚每一步都要走山路不知强了多少倍,老百姓出山买卖东西搭货车也还是省力多了。

然而,真正改变苏区交通的工程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

1991年8月14日的黎明,又是一声声炮响,由县里兴修的南河镇至白水峪村的“南白公路”开工了。苏区村正好处于这条公路上,村民们全都上了公路。

在这条总长33.3公里路的沿线,摆满了开山筑路的村民们。没有测量仪器,村民们就用肉眼测;没有施工机械,他们就用锄头、铁铣、十字镐、铁锤、钢钎……要兴建一条4级标准、路基宽5.6米的公路,何其难啊!

再难,也难不过县委的决心!再难,也难不过村民们的干劲!经过一年多的鏖战,完成土石方94万立方米,铺筑路面19.7万平方米,终于打通了重峦叠嶂中的“南白公路”。2006年9月,公路又得到升级改造,浇筑成了水泥路面。一条犹如长龙般的公路,从群山中逶迤而上,蜿蜒在山峦起伏的峡谷中。

往日僻静的山野,迎来了一辆辆翻山越岭的小轿车、大货车和载着村民们进出深山的大客车,世世代代山里人告别了行路难的岁月。

公路通,经济活,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进山了,村民们的农副土特产品也可以出山卖个好价钱了。苏区村民们的生活,也开始了崭新岁月,许多农户都把新房子盖在了公路边上,不少农户还买回了小轿车。往年门前拴的是牛羊,现在停的是小车子。

二变:通了电,老区村的父老乡亲们从此扔掉了煤油灯。

我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从我记事起,苏区村的家家户户夜晚照明,一直用的都是煤油灯。

每当夜晚,农户们点亮一盏如豆的煤油灯,发着昏黄的光,其它地方都是黑糊糊的。女主人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中,忙着做一家人的夜饭。

那时的煤油灯,大都是用上海产的歪嘴小墨水瓶做成的。小小的煤油灯,放到哪儿哪儿亮。要是一个湾子住的人家多,这时你站在一个稍高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家家户户亮着的灯光,犹如像天幕上的小星星,从土墙破窗子里映射出来,那灯光昏黄昏黄的,有些朦朦胧胧。假若某一处山坳里只住着一户人家,在那寂静的山坳里透出来的这点唯一的亮光,往往会使人联想起老人们传说的鬼火。

我的老家在苏区村的帅家湾。湾子二面住有7户人家,一到夜晚,各家都点着了煤油灯。虽说不太亮,但毕竟还有些灯光在闪烁。

为了省点煤油,别个农户大都只点一盏煤油灯,而在我们家里,父亲却要点两盏灯,厨屋里一盏做饭用,堂屋里一盏为父亲和我们小娃子照明。那时农村挣钱艰难,买不起煤油,母亲常常为了怕费油老是嘟囔父亲,可父亲却说:“堂屋里没有一盏灯,黑灯瞎火的,坐个人就像红薯种样,有啥劲?”父亲宁可多挣钱买煤油,也不愿为节省那点煤油过着黑灯瞎火的夜晚。因此,我们家就有两个歪嘴墨水瓶煤油灯。

我们山里把吃晚饭叫“宵夜”。每当宵罢了夜,母亲就赶紧吹熄一盏灯。一家人就聚在堂屋里这盏煤油灯下,母亲给我们这些孩子缝缝补补做着针线,父亲就把一本破书举到煤油灯跟前,乜斜着眼睛瞅着,我则在煤油灯下做着作业,姐姐剁着猪草,弟弟妹妹们在煤油灯下不一会儿就歪起了脑袋打起了瞌睡……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每年都在煤油灯下度过了那365个夜晚。

后来,家里住上了公社驻村干部,我父亲说:“人家是公社干部,能住到我们屋里,是人家瞧得起我们。人家又是外地人,要对人家好些。”父亲就到供销社买回来一个罩子灯,可点的仍然是煤油。

苏区村的村民们一直到1995年腊月底快过年时才没有点煤油灯了。就在这一年,县电力部门大力支持,村民们出工出力,大家一起栽电杆,架电线,一根根银线翻山越岭,串起了家家户户。大山中的农户,也像城里人一样用上了大冰箱、新空调、电饭煲……尤其是一到夜晚,往年漆黑无边的山间村落,家家闪耀着“夜明珠”,户户屋里屋外都是亮堂堂的,那种“放在哪儿哪儿亮”的点着煤油灯的夜晚,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三变:取消农业税,老区村的父老乡亲们享受着国家的福荫。

更让苏区村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是从2003年起他们种粮再也不用缴税了,那些杂七杂八的各种收费也随之干净了。过去,村民帅启龙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种地都要缴国税”的话,再也不用挂在嘴边上了。这是他们最为舒心的事。

党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免除特产税、农业税、减轻农民所有负担、发放各类种粮补贴等,这在过去哪个朝代能做得到的事?

村民们种着自己的田地,饲养着自己的牲畜,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经济,家家户户都富裕起来了。富起来的村民们,最注重的就是要为儿孙盖房子。于是,苏区村的村民们,大都把旧房换成了新房,把小房换成了大房,把平房换成了楼房。

过去,村民帅启宜和邻居们住的房子,都是一百多年的土坯墙。只要走进屋里一看,就知道这房子有多老:墙壁、檩木和椽子,被常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已是黑黢黢的,仿佛还能滴出油汁来。墙上到处都是大窟窿小眼的,能钻进猫子。冬天的寒风,从墙洞里呼呼地直往屋里灌,夜晚坐在靠墙的火垅边烤着树疙瘩火,脸烤的通红,后背却冻的冰凉。墙外面不少处还用树杆撑着,防止下雨倒了。

1997年,帅启宜推倒了一百多年的老土屋,盖起了水泥地面、红砖黑瓦、白灰勾缝的三间大瓦房,父母和他的一家人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居,父亲高兴地说:“活了六十多年,第一次住新房。”

十年过去了,2007年,他又把新房子盖到了水泥公路边上,交通方便。这一次不盖民房了,还盖那样的房子又落后了,要盖就盖楼房。墙面贴的是白瓷砖,窗户换成了玻璃窗,上下楼安装的是旋转式不锈钢扶手楼梯……像这样的楼房,在苏区村都叫“小洋楼”。一栋栋雪白的“小洋楼”,在那青山绿水间显得分外好看。

现在的村民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为他们带来了更上层楼的新生活!他们正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国家的福荫!

作者:帅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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