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严峻

一九四一年夏，钱锺书辗转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回来上海。他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妻子和阿圆了。

家是温暖的，妻子是温柔的，但小女儿却是“不友善”的。阿圆警惕地注视着钱锺书，忽然说道：“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语气中显然充满戒备之心。

这句话让大人们啼笑皆非，当父亲的不以为意，笑了笑，问女儿：“你觉得是你先认识你妈妈的，还是我先认识的？”

小孩子的世界是单纯而洁净的，并不会想太多，只见阿圆眨了眨眼睛，无比认真地回答父亲，当然是她先认识妈妈的，她一出生就认识妈妈了，但是父亲却要长大以后才能认识妈妈。

一个孩子竟然能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另辟蹊径，又毫无破绽。钱锺书自然是有些吃惊的，但随即又感到十分高兴，为这个聪慧的女儿感到高兴。

钱锺书在七月间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几乎已是一座孤城。他原本打算假期结束后就回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继续执教，这是在此前就说好的，为了照顾父亲先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执教一年，一年之后重新回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但是他迟迟没有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方面的聘任书，出于生计，钱锺书只好在震旦女子大学和光华大学同时任教。因为薪水低微，所以要同时兼任两所学校的教职，方能够养家糊口。

等到联大外文系的陈福田寄来聘任书，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战争形势越发严峻，战线拉得越来越长，欧美国家往来上海的航运断绝，而日本控制下的班轮只能够往来于长江。钱锺书一家被困在上海，无法前往西南联合大学。

战争，像是在一夕之间席卷了整座城市，当时的情形几乎黑暗如地狱。一天晚上，日军竟然闯入了钱锺书这个平静的小家，带走了杨绛。而当时，钱锺书并未在家，他仍忙着奔波在两所大学之间。

杨绛被带走后，日军将她关押进看守所。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几乎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时候，听得一声沙哑的铁门声，日本人竟然将她放了出来。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晚是日本人抓错了人，将杨绛错认成别人才抓走了她。

上海沦陷之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交织成一张关系错乱的网，在这张黑暗的网中，有不少人看中钱锺书的声名，想要将他拉到自己这一边。

高官、厚禄，都不是问题。但这些心怀鬼胎的人，都被钱锺书拒之门外。

孤岛创作

上海孤岛时期，钱锺书工作繁忙，他不仅要外出教学，还要持续着《谈艺录》的后续工作。同时，他已经开始写《围城》了，而且他还出版了一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在上海的生活，如同当时所有平凡而正直的人一样，钱锺书一家亦是陷入了困窘境地。他不是没有机会去过上优越的生活，高贵阔绰谁不愿意，可若是要他违背底线去换取，那是钱锺书宁死都不愿意的。

政府腐败而无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得厉害，他兼了许多差事，只为了家人可以吃饱穿暖。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他刚开始在那里兼职，负责编辑图书馆的英文季刊《书林季刊》，后来图书馆迁至台北，他毅然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留在了大陆。

在兼职《书林季刊》英文编辑的同时，他还有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同时还在国立暨南大学授课，他在暨南大学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三年的时间，很受学生的喜欢。

在这三年里，他忙于生计，却也没有丢开文学创作。他出版了三部作品，《人·兽·鬼》和《围城》，还有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开始动笔的《谈艺录》。

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钱锺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因着这本书的出版和畅销，一时洛阳纸贵，钱锺书的名字也随之声名显赫。如果说钱锺书这个名字此前就非常有名气，那么作为《围城》的作者，他真正开始家喻户晓。

直至如今，许多人提起钱锺书，紧接着想起的便是他的《围城》。这本书，是许多读者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作品，其中的许多片段都被人念念不忘。

除了《围城》之外，钱锺书再未写过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多年后，他曾提笔写过一部叫作《百合心》的长篇小说，但这部作品的草稿却在一次搬家中不慎遗失，丢了书稿后兴致不再盎然，此后未曾重新提笔。世人终究没有这个机缘，能够一窥这部作品了。

难得逍遥

困顿于上海的时光，是一段黑暗的时期，亦是一段难得逍遥的时期。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钱锺书和杨绛如一对患难夫妻，在夹缝中苦苦生存，却也在夹缝中寻觅到文学的乐趣。

那时，杨绛为上海的一个剧团写了一个叫《称心如意》的剧本，李健吾亲自上阵，黄佐临导演，上演之后，大获成功，一时好评如潮。这是一出喜剧，经历人世苦涩酸辣的主人公最后终于时来运转，不仅获得了大笔遗产，还遇上了真爱。

当真无比圆满，或许正是因为外头的现实太残酷，天上的战机压云，街头武装的日军戒备森严，这样一触即发的紧张里，唯有看一场大笑的戏，方能够忘却悲哀，记起原来生活里也曾有如斯美好。

《称心如意》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夫妻俩的创作欲望，就连杨绛自己都说过：“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这对理想伴侣在上海交到了许多朋友：傅雷、刘大杰、曹禺、陈西禾、李健吾，等等。杨绛有一个闺蜜叫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有一次她去陈衡哲家中，碰巧胡适也在。

在当时，胡适的地位说是文学泰斗都不为过，他的门生几乎遍布天下，知交亦是散布四海。他一见到杨绛，便对她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是我的先生。上海话中的老娘家指的便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杨绛刚开始并不相信，因为父亲丝毫未提及自己还有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学生，后来钱锺书为她研究了一番，发现胡适说的确有其事，他确实是听过杨荫杭的课的。

在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钱锺书夫妇时常去傅雷家中，他们两家离得近，于是便经常相聚在傅雷家那个简单古朴的小客厅中。

傅雷的家书写得严肃刻板，可他实在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钱氏夫妇眼中，这位朋友时常拿着一个烟斗，面带微笑，听人说话时神色十分专注、凝重，听完之后又轻轻笑了起来，看上去格外亲切。

《围城》的出版在《称心如意》之后，看了《围城》之后，有朋友这样对杨绛说：原来你家里的那位才是真正会写作的啊。这些朋友，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能够一眼看出《围城》的不凡之处。

一开始，关于这本书的褒奖是纷至沓来，有人说这是当代的《儒林外史》，将现下知识分子的脸孔勾勒得突兀分明，也有人称赞其中的语言，才三百多页的书中就有七八百个比喻句，作者的语言功底实在是超凡脱俗极了；而《围城》中的哲学思想也有人进行了专门研究，甚至还有人写了长篇大论，专门论述其中的哲学意图。此外还有人对它进行了续写。

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拥有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并不奇怪，因为它传达了关于现实的一些反思，文学性和现实度都达到了完美巅峰。一部《围城》，倾倒了多少人，折服了多少平凡或骄傲的灵魂，然而，钱锺书却并不在意，他并不因为《围城》的大获成功而沾沾自喜，甚至在他眼里这并不是一部理想的作品──他的追求，从来就不是如此。

来源：十点读书会

责任编辑：赵蕾